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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覃在昨天写了《1930年，毛主席带领“十万工农下吉安”，国外却出现一则他的讣告》一文，讲的是：毛主席于1929年11月下旬回到红四军后，积极出谋划策，顺利化解了蒋介石发起的第二次三省“会剿”；1930年2月，先后召开了“陂头会议”和赣南工作会议，意气风发，率领“十万工农下吉安”，准备攻取吉安，进而经略江西全省。

蒋介石收到战报，吓得一大跳，赶紧命驻守吉安的第50师第148旅加强防御，则时急令鄂、湘、赣三省的白军向赣西南集中。其中，从湖北调独立第15旅唐云山部入赣；令第18师第54旅主力和第52旅一部在乐安、宜黄地区候令；令第12师金汉鼎部集中宁都地区。完全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。

毛主席用兵，机动灵活，鬼神莫测。

他侦知蒋介石的动作，暂时放弃了对吉安的取，转歼行经南昌、樟树镇，到达吉水县城和乌江镇一线的国民党军独立第15旅唐云山部。

战斗在距离富田20公里的水南、富滩一带打响，

红四军仅用半小时，便歼敌独立第15旅三分之二，俘敌1600余人，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，包括重机枪、迫击炮。

唐云山头部负伤，仓皇逃遁。

其旅参谋长及团长被当场击毙。

红四军声威大振，极大地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形成。

1930年4月1日，毛主席率领红四军主力翻越大庾岭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敌军吴文献部两个营，进占南雄县城，从而将广东东江西北的玉华、兴宁、丰顺、梅县、平远、焦岭、大埔等七个县的红色区域，和赣南的宁都、于都、安远、寻乌等县红色区域连成了一片，并有扩大到信丰等地的可能。

信丰地处赣西南中部，我党一旦在信丰城建立县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，就可以打开闽粤赣根据地的联系，形势一片大好。

中央的实际领导者李立三却在这个时候脑袋“发烧”了。

老覃在前些天写的《1929年，陈毅要求中央换掉毛主席的工作，李立三：去年你咋说的？》一文中说，当时的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，但此人文化程度不高，见识有限，只是被共产国际安放在高位上，事实上并未起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。

在中央工作主持实际工作的主要是周恩来和李立三。

而周恩来已于1930年3月前往莫斯科，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自六大以来的工作，以及解决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问题。

李立三因此成为了中央的主要话事人。

李立三的脑袋一“发烧”，他那个冒险、急进的“立三路线”就冒出来了。

他在4月3日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下达了《党和红军的总任务和策略路线》，强调“党的总任务是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和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”，要求“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”，夺取“扼长江中枢的”中心城市武汉。命令红四军攻取“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”。

李立三的指令还在路上，毛主席有条不紊地按照自己的战略计划行动。4月9日，他挥军攻下了信丰县城，一下子把红色区域扩大到30多个县，并成功地建立了红色政权赣西南苏维埃政府。

一时间，赣西南苏区处处分田分地，人民欢歌笑语，气象一新。

到了6月上旬，毛主席还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，沿武夷山南端进入闽西境内，出其不意地袭取了武平县城，进而扩大和巩固闽西根据地。

毛主席在这边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，李立三在上海那边极度不耐烦了。

1930年6月11日，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出了《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》的决议，形成一整套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理论、路线和政策，派代表涂振农带着《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四军前委信》到闽西下达“进攻再进攻”的命令。

这“进攻再进攻”的任务是：“第一要打下吉安，发动赣西割据；再由赣西与六军下九江，一面屏蔽武汉，一面胁迫南京。”

我们以后来解放战争形势兼结合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李立三这一命令，一眼就看出，这是非常不现实的。

但当时很多人还局限在“当局者迷”的处境中，对李立三的命令推崇备至，热情高涨，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，胜利一蹴而就，都高呼“进攻再进攻”的口号。

只有毛主席和朱德等少数几个人有远超时代眼光的人，忧心忡忡。

李立三不管，他在1930年6月15日又发出了一封措辞更为激烈的《致四军前委信》，指令四军“向南昌发展，争取武汉的胜利”。

李立三既然如此三令五申要求四军放弃农村路线，改向中心城市进攻，毛主席不得不表示接受，于6月22日从汀州提师北上，向南昌挺进。

不过，毛主席对敌我双方的态势洞若观火，他深知四军还弱小，又缺乏攻城的重武器，根本不宜攻打南昌。因此，他采取了一种极其谨慎地逐步推进方针。

时为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后来回忆，他心悦诚服地说：毛主席的“推字的文章”做得太好了。

红四军只是在七琴、樟树等地区清扫外围的敌人，然后由红12军代军长罗炳辉带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牛行车站进行鸣枪示威，以纪念3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，既而全军渡过赣江，进入安义、奉新等地区休整。

朱德后来也说，正因为毛主席行事高明，使得“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。”

毛主席率部进入奉新、安义一带后，从报纸上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经在7月27日占领了长沙。

他连呼“不好”，把报纸递给朱德，分析说：三军团攻打长沙得手，是因为何键的部队正在追击张发奎、李宗仁的部队，一旦何键的部队回来，三军团就危险了。

为了援助红三军团，毛主席于8月3日率领红一军团由江西进击湖南，并在奉新发布了《先取浏阳进略长沙》的命令，以答复中央。

实际上，在8月3日这一天，身为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4路军总指挥的何键，已在沅江集中了15个团的兵力，从株洲、湘潭、宁乡、湘阴等地向长沙发起了反攻。

8月4日，蒋介石的第77师也已经由鄂入湘，逼近了长沙。

形势异常危急。

赣西特委常长李文林到上海参加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后，于8月6日回到了赣西南，传达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。

李文林是大力推行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和方针的。

彭德怀本来想死守长沙，但根本守不住，8月6日清晨，不得不率领红三军团撤离了长沙。

李立三不顾形势严峻，于8月10日严令红三军团反攻长沙，命令红一军团等各部分别进攻南昌、九江、武汉。

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已经会合在一处，总前委对李立三发出的“反攻长沙”的命令进行了讨论。

毛主席认为，红三军团从长沙撤出后，长沙城内外敌人兵力已经猛增到30几个团，兵力远远多于我军。在这种敌强我弱地条件下，如果还要强攻长沙，其结果将是我们全军覆灭。

但是，当时多数干部都力挺李立三，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主张，坚持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再战长沙。

彭德怀尚在前线，他从参加了总前委会议的袁国平口中听到了毛主席的看法，很不满意，派袁国平向毛主席传话，称：“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。现在，两个军团会合，已有三四万人，你害怕什么？你们一军团不敢打，就站到一边当啦啦队，帮我们助威加油就成了。我们三军团单独打。”

彭德怀还说：“你们既不打南昌，又不打长沙，眼中还有没有中央了？”

毛主席听到了彭德怀的谴责，只有苦笑。

最终，为了团结红三军团，也为了中央的命令，同时也是为了照顾大多数领导人的意见，他同意提出先试一试，作出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决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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